现代文学写作水平最高的谁？ 我认为是金庸

1. 现代文学写作水平最高的谁？ 我认为是金庸

应该说当代通俗文学写作水平最高的是金庸。现代文学（注意不是当代文学，尼玛我学汉语言文学的，两天前才考了当代文学史，）写作水平最高的是鲁迅。另外，现代文学指
1917-1949年文学，即通俗说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文学指1949建国后至今的。金庸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发表于1955年，所以他算当代作家。

2. 现代文学创作的总体趋势是什么?

是现代就应当是五四运动以后，当代应当是1949年以后。因此现代文学是五四的躁动、白话运动开始，鲁迅、胡适等人从理论上展开论战、从实践上展开写作，然后进入了真正的新文学写作时代，以矛盾等的现实作品最具代表性，同时浪漫、通俗、侠义、诗歌百花齐放，直到抗战文学，增加了几分沉郁、激情。建议研究一下现代文学史。

至于当代文学我同意上述二位的说法。

3. 现代文学评论怎么写作

　　1．要有正确而鲜明的观点（论点）。我们对一篇文学作品发表议论，总要有个基本看法：是好还是坏？是基本上好的还有缺点，还是基本上不好但尚有某些可取之处？这个基本看法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而这个论点必须是正确的、鲜明的。
　　2．要有准确、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据。文学评论的论据，主要应从作品的人物、情节和艺术描写中去找，也就是说，要对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描写和语言运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具体的分析。从而引用足以说明自己论点的材料来作为论据。这些论据一定要准确可靠，不能想当然，更不可曲解，甚或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3．要运用科学的符合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是用归纳法，还是用演绎法，或者是类比法，应深思熟虑。而且，是写成一篇立论的评论，还是一篇驳论的评论，也需要根据写作目的，从作品实际和读者需要出发来确定。
　　4．要具有文学批评的当代意识，能按照文学规律和特性结合作品实际进行写作。必须运用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文学史知识、美学知识、语言学和修辞学知识，针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否则，在文章中尽讲外行话，或者对文艺作品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这样的评论肯定难以服人。
　　5．在创作上文学观念在不断更新，因此文学评论的理论和术语也随之不断更新。为此，就要努力使评论的语言既准确、严密、有科学性、理论性，又要鲜明、新颖、有文学性、形象性。要通过语言的运用将评论的理、情、文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4. 文学：现代故事诗叙事诗的写作要点

【叙事】

叙事与抒情不对立，不是对抒情的反动，从来不是。它和抒情一样，都是诗歌的一种方式、手段、策略，而不是目的。 

“我想抒情，但生活强迫我叙事。”（张执浩《岁末诗章》）由此是否可以断言，是当下的“生活”（现实）首先出现了问题，而不唯诗歌？因为“生活，写作的前提与背景”（孙文波语）。而每个人的写作都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生活”，准确点说，就是忠实于他自己所感觉到的或眼中所认为的现实。这个现实应当是复杂的、矛盾的、可变的，具体的、细节的、鲜活的。这样，单向度的主观抒情，显然已不足以承载这个现实。要增强诗歌的承载力，就必须扩大诗歌文本的广阔度和包容性，必须由单纯的形而上转而面向形而下，由单纯的抽象的灵魂的东西向形象的吃喝拉撒睡等日常生活方面扩张。叙事的选择或出现，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在诗中渗入一定程度的叙事性，有助于我们摆脱绝对情感和箴言式写作，维系住生存情境中固有的含混与多重可能，使诗更有生活的鼻息和心音，具有真切的、可以还原的当下感，使我们的话语保持硬度并使之在生命经验中深深扎根。”（张军《当代诗歌叙事性的控制》） 

叙事似乎已成为当下诗歌的主导或曰强势（如果存在主导与辅导、强势与弱势的话）。但主导也好，强势也罢，并不能说它流行，只能证明它有效，正因为有效，才被众多的诗写者所采用。这没什么不好。事实上，诗歌的叙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略读外国译诗的读者就会知道，像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94）等一些诗歌大家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极强的叙事性。而虽说抒情是中国诗歌的根源和传统，但这并不就意味着中国诗歌没有叙事性，像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等一些诗人的诗篇从不缺乏叙事性。即使唐代诗人张若虚那首唯美的《春江花月夜》，其叙事的成分也十分明显。比如：“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正因为叙事的引入，才更增加了细节的真实性，一个思妇的形象跃然纸上。而早在二、三年代的胡适、茅盾等一些诗人、作家同样注意到了诗歌的叙事性问题，并在理论见解和诗歌文本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新诗不等于分行散文。这是一种担心。而诗歌叙事性的涌入，让这种担心更具有了可能性，或者说加重了程度。但我感到，这种担心有时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在优秀的诗人或优秀的诗歌文本面前。比如吕德安的《父亲和我》：“父亲和我/我们并肩走着/秋雨稍歇/和前一阵雨/像隔了多年时光//我们走在雨和雨的间歇里/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我们刚从屋子里出来/所以没有一句要说的话/这是长久生活在一起/造成的//滴水的声音像折下的一支细枝条/像过冬的梅花//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但这近乎于一种灵魂/会使人不禁肃然起敬//依然是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要举手致意/父亲和我都怀着难言的恩情/安详地走着”。干净的语言，直接的叙述，把父与子之间那种日常生活中微妙的关系和本真的情感呈现得非常细致、感人，就像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一样。诗歌中那种诗意的强度与张力，远非一篇散文所能达到的。再比如希尼那首句句都在叙事、写实的《期中休假》，看似很散，但诗中弥漫出来的那种生命或人生的恍惚、虚空感，让人读后不禁暗自颤栗。如果把它改为散文，能否达到这种效果，我表示怀疑。 

自然，无论叙事还是抒情，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如何控制？如何使叙事避免平面化？如何让叙事性诗歌不至于给读者的印象更像散文？这一方面是技术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一个诗写者认知事物的能力。一句话，也就是驾驭诗歌能力的问题。

5. 现当代文学考研科目有哪些

现当代文学考研科目（以天津师范大学为例）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
③638 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写作
④866 中文专业文学基础常识
02 当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
③639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写作
④866 中文专业文学基础常识
复试：
外国语听力、专业笔试、专业面试
文学评论写作（现代方向）

现当代文学参考书
1、《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理群等主编；
2、《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3、《鲁迅研究月刊》；
4、《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 料。中国现当代文学》。
5、《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海文艺出版社，金汉主编；
6、《中国当代 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洪子诚主编；
7、《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 大学出版社，陈思和主编。

6. 关于现代文学作家的写作及创作的特点等17个问题

1.徐志摩诗歌艺术风格方面的若干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主要分为三部分。一、认为不应过于强调诗人与19世纪英国浪漫诗派的渊源关系，从风格角度看，徐志摩显然不是中国的雪莱、拜伦。二、徐志摩诗歌浪漫风格的独特价值在于：其中没有一般年轻人那种狂躁不安、雄心勃勃的成分，而是渗透着大孩子似的个性气质。三、如同每一位真诚的作家一样，徐志摩也有意探索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但从艺术实践角度分析，他的探索基本上是失败的，他缺少把握分寸感的相应艺术功力。但历史对作家作品的自然选择方式是：只认高峰，不看低谷。
3.目前,学术界对曹禺的早期戏剧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作家、作品的比较单纯的层面上,对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并未作系统的探究,有的大多也侧重于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很少依据曹禺本人真实的文化处境去发掘其深邃的文化内涵,这不仅包括西方文化思想的内容,也当然包括民族传统的.(而不是以某种文化偏见去观照)可以说,曹禺要求每部作品都有所推新的潜在心理动力使他的作品流程构成一部形象的旧中国走向新生的文化历史.他的创作是动态、富有活力的.他本着作家的良心用笔描画出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激烈突变的时代投影在他的心灵深处的苦闷、迷惘和憧憬.他以其内在真善美品格不仅感动着读者,也深深打动着观众.他的剧作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还是话剧表演艺术的角度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蕴涵着的孜孜以求的人格精神和宝贵的艺术经验对我们当代的文艺创作,尤其是话剧、影视剧创作仍然是有着深刻的启发、批判和引导作用.该文立足曹禺早期戏剧流露出的真实的文化处境,从文化价值(文化悖论,文化抉择,文化拯救)和审美形态表现出的文化因素(激情的节奏,浑圆的梦境)对其文化内涵作一尝试性的阐析特点：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
15.沦陷区文学的构成比同一时期的国统区、延安根据地显得复杂而多样化，而各种文学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
　　就爱国的进步文学而言，同敌伪统治直接对抗的逆鳞之作并不多见，而大多采取曲折的抗争方式。比如，“抵抗意识”是沦陷区进步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但“武装的抵抗”的描写只能在“抗联文学”一类的特殊文学形式中得到表现，较多的作品致力于“心理的抵抗”的开掘或描写种种蕴含着民族复苏生机的传统民风，其中潜行着种种民族正气；或由日本侵略野心的得逞而引起对民族性格的反思，结合着异族欺凌的现实透视某些民族劣根性。“隐忍”、“深藏”也成为相当多作品的特色，表面似乎对现实统治采取冷眼旁观态度，实际上深藏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反抗，对现实的愤愤不平。尤其是一些进步作家利用一些政治背景复杂的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如上海的中共党员束纫秋、王元化，丁景唐等当时都巧妙利用过《天地》、《苦竹》、《风雨谈》一类刊物发表作品，更具有曲折抗争的特点。
　　考察媚敌文学，明目张胆助纣为虐的也不多，或是当局发起的征文，或由以政者为之，也有作者“表态”性的偶而为之。这类“作品”无法从沦陷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开掘到能和谐地表达其政治、艺术观点的生活具象，更无法构筑一个源于沦陷区历史和现实并与之保持谐调的艺术世界，有的只是苍白无力的政治图式和膨胀的审美恶趣，作者也大多为文学青年，如1942年北京所出配合治安强化运动的《短篇小说展览会杰作集》，武汉所出配合“和平运动宣传”的剧作集《三个方向》，广东省宣传处1942年所出《和平剧集第1集》等。文学味较浓的是如周作人那样的散文。在谈天说地、论古道今中隐现出难以言明的民族变节者的心态。
　　在汉奸文学背离民意，不得人心，日伪当局虽大力扶持也无法使其支配沦陷区创作局面，而爱国的进步文学也由于环境的严酷而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得以在夹缝中大量生存的是“中间状态”的文学，这类创作本身的成份就是复杂的，存在着无益有害、无益无害、有益无害等种种情况，但都因不直接涉及时事，离抗日现实较远，所以往往不为当局封禁。这些创作中，有的重视知识性、娱乐性，或品茶饮酒，或谈狐说鬼，或纵谈古事，或言情武侠，以此取悦读者；有的则在描绘家庭琐事、抒写个人感慨中，淡淡透出着某种现实生活的气息。比如上海沦陷时期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在1943年至1945年，频频出版小说集，显示出一种别有风味的“闺秀派”格调，其成名作《结婚十年》，作者自己也承认是一本“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的小说，甚至自溺于既“不大高兴”“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的“超脱”（《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小说当时整体上吸引读者的是描写中的盎然的日常生活的情趣。尽管缺乏强烈的时代意识，但某些章节，比如前半部中对积淀着传统意识的种种家庭生活习俗的描摹，后关部中对“八·一三”战争中逃难生活的叙述，都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某些真实，因而在当时冷落的文坛倒也获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自然，也有些消闲文学虽未直接为虎作伥，但也污染读者心灵。1942年华北文坛发生过一场论争，一些作家对公孙yàn＠①以“暴露真正的人生”为幌子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色情”小说进行了批评。便反映了创作界对这类消闲文学的警惕和拒绝。总之，这类作品既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粉饰和美化，但也没有深入反映日伪统治下的黑暗和苦难。
　　这些“中间状态”的创作，自有其历史价值。例如，有这样一种情况，在该地区沦陷之前的左翼文学同国民党右翼文学的对峙中，有些文学刊物“超然”于这种对峙之上，或以经营为目的，因而被视为“中间派”。沧陷之后，这类“中间派”刊物得以继续存在，但它们并未与日伪同流合污，而是或借历史题材张扬民族正气，或描摹种种世态人生来抨击黑暗。其中不少作品让人能体悟到弱小民族的阴柔抵抗哲学。一些当年留居沦陷区的日本文化人曾谈及他们对一些中国作家创作的感觉，觉得其中有“看不透”的谜，在文学上找不到反抗的形式，却让人感觉得到有反对的情绪，有抵抗的力量。日人感觉况且如此，中国读者也许更能从中体悟到自己民族的感情。在种种貌似“中间”的形式中有夹带、有包藏、有潜流，正是沦陷区文学构成上的一个特点。而在公开宣传抗战的刊物无法生存的特殊情况下，这类“中间派”刊物及其创作实际上已成为沦陷区中华民族文学血脉得以保存、发展的一个阵地，其历史功绩不可湮没。
　　在异族统治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格局中生存的沦陷区文学，其创作形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况。例如，在其创作主题上往往出现同一主题交织着多重含义的情况。如当时华东沦陷区的东吴派小说，华北沦陷区的旧京小说，东北沦陷区的艺文志派小说，不约而地开掘着“批判旧家族制度”的主题，这几乎成了他们既不直接触及时弊，又不甘沉沦于粉饰文学泥潭的最好选择。但这主题的表现存在着分化，或把旧家族制度作为“暗”的世界的主要目标来攻击，或在“历史的批判中”思考现实，同时，也不是没有由此走向“东方古典的复归”。再如，创作中的乡土倾向，作为民族意识的隐性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但作家们对其开掘的侧重点仍有所不同，有的乡土小说以其对“生命”这一主题原型的重新开掘参与对民族存亡问题的发言。“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沈从文语），大概是一些乡土小说追求粗犷的人心、强悍的民风等生命形态的潜台词。《大草原》（谷正kuí＠②）、《雪岭之祭》（疑迟）、《风雪》（袁犀）等都极力显示在风雪肆虐中跃动着野性、土味的生命情感和生命意识、即使是《高原上》（郭明）那样宁可“牺牲”人物，也要写出其对“血性”生命力的迷恋那样的描写“失误”，也让人看到了作家对强悍生命力的迷恋。而有的乡土小说则着意捕捉独异的乡情，在乡情同民族情的交融中去引起共鸣。自然，民有的乡土小说在“复归故乡”、“复归历史传统”中隐伏着某种误入“国策”文学的危机……。这种同一主题的选择的背后，有着作家们共同的积淀着民族意识的心态；而同一主题的变异多重奏，则反映了作家们从不同侧面遭受到的沉重压力及其有着差异的群体、个性心态。
　　林榕1944年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论及当时沦陷区作家的人生态度：“我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以为今日的从事文艺工作者，不是在做官样的文章，就是以文学为求生的工具……今日活跃于文坛上的人物，恐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另外的一些却是在沉默中工作的，也不为我们所知，他们既不以文学为生，更不是以文学做职业。这才是一个文学者的应有态度，真正的龙虎或许产生于这里也未可知。”［①a］屈从于环境。文而官而奸；为生活所迫，卖文为生；甘于寂寞，在默默耕耘中重操守……这三种情况，基本上概括了沦陷区作家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作出的人生抉择。而作为这几种人生抉择的作家创作心态则呈现出更复杂多变的走向。
　　有人当时用“无救”一词来描绘身处沦陷环境中作者心灵的窒息［②a］，而以文学自救成为沦陷区作家最基本的创作心态。一些进步作家秉烛待旦，蛰居为文，他们在沦陷前创作中所蕴积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沉默中趋向新的发展轨道。师陀自述其沦陷区生涯“如梦如魇，如釜底游魂”，而使他“在极大的苦痛中还抱无限耐性”写下去的，便是要借他当时所要写的“果园小城”写出“中国一切小城”的生命、性格、思想、情感（《果园城记）序》），就是说，借咀嚼中国城乡普通人生的命运意味，借反省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性格，来寄托自己在异族统治下的激愤怨恨。“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连他们自己有没有人的资格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过了一夜就积极起来，怎么能使他们自觉的去和敌人战斗呢？”［③a］这种焦灼不安的对本民族的透视反思中，无疑潜行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杨绎当年所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着重剖析在封建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夹缝中生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市民阶层的心态，却是意在用“这喜剧里的几声笑”，表示虽“沦陷在日寇铁蹄下”，仍“不妥协、不屈服”、“不愁苦、不丧气”的民族“乐观精神”［④a］，其中蕴含的也是民族自新图强的意识。
　　民族存亡意识在深层的心理上影响着作家创作心态的，最明显的莫过于“鸳蝴派”的创作变化。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使“有益无害”，或“无益无害”的中间状态作品大量存在，也使“鸳蝴派”的趣味主义、“超政治观”有了适宜土壤，其创作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严峻的选择。而恰恰是这种选择，反映出了民族意识高涨的社会心理对作家创作心态的影响。如一向被称为“鸳蝴派五虎将”之一的周瘦鹃1943年在复刊的《紫罗兰》上多次表明其创作旨趣：“虽重趣味，但也不能忘却意义”，写“言情”，也须顾及“这些年来，兵连祸结，天天老是在生活线下挣扎着，哪里有这闲情逸致侈谈恋爱呢”的现实。如果说，昔前鸳蝴派创作注重趣味主义，主要出于投合小市民读者的口味，那么，此时他们仍不放弃“重趣味”的主张，则含有借此来躲避文网以求自存的因素了。而同时，中华民族史上最黑暗的岁月又使每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家都无法缄默。“趣味与意义兼顾”成了此类作家此时的共同心态。从实际创作情况看，他们的创作一方面继续迎合着中国广大市民阶层的阅读心理，如中国历史长期对官场的掩饰，对性意识的禁锢所加剧的人们对这些文化层面的好奇心和神秘感等，另一方面，趋俗的审美趣味有所减少，通俗创作中现实的生命意识有所加强。
　　当时沦陷区文坛上活跃着大多是青年作家。他们中不乏热血青年。象关沫南那样“作家若要深入地创造，就不得不在阶级意识上使自己肯定”［①b］的信念，徐开垒那种“阳光将永恒的存在／西山会崩裂／地下的蚯蚓会哼它欣幸的劳歌”（诗《笼里》）的创作追求，也构成着许多青年作家的创作心态。然而，沦陷区毕竟是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九月的晴空”已不复存在，“大地的歌唱”也已不可能，青年时期难免的迷惘、惶惑会在这一环境中强化，而不甘沉沦又是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中，青年作家们形成了几种较为独异的心态。
　　一是急于在文学上“造坛”的心理。沦陷区文坛的冷寂，使一些青年作家急于改变现状。东北沦陷时期最有影响的“艺文志派”便是一个由青年作家聚合成的创作群体，其重要成员古丁多次讲过：“东北作家必须一面作文，一面造坛，这苦难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倘不决心冲入这非同小可的苦难之中，满洲文学是不会本格地发展起来的。”（《谭·梦境》）为此，他们提出了所谓“写印主义”，即第一紧要的是“努力写出作品”，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那都是有了作品以后的事”（同上）。他们结社时，也强调“文艺团体并不是为了文艺以外的任何东西而设置的”，“文艺团体的意欲的具体的表现”乃“写作”、“印书”、“出刊‘同人杂志’”（古丁《谭·斗牛》）。这种“只有写出来，才有意义”［②b］的心态中既有着在当时纯文学凋零，庸俗作品充斥文坛的情况下想把冷落萧条的文艺事业振兴起来的积极作用，也有着“避世”因素，“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等。值得注意的是，急于“造坛”，而“低气压”的社会环境本来就窒息着文学的发展，于是，为“造坛”而同在华的日本文化人发生种种联系，而日本文化人此时复杂的背景正潜伏着种种失落文学的危机。
　　另一种引人注目的情况是，在沦陷区这一特殊环境中，既力图远离敏感的现实政治，又想避免陷入精神困境，于是写作成了最好的“自存”方式，由此产生出两种较有代表性的创作心态。一种是追求日常生活的情趣，甚至以其创作在恢复日常性的大胆上取得突破而引起文坛小小的轰动，这显然迥异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几乎总以贴近现实政治的大胆、深刻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对这一类作者而言，现实社会的变迁不会有什么震撼力，他们醉心的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趣味。苏青所言：“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齐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③b］，张爱玲所言“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④b］，都可以表现出一种“超然”于现实政治的创作心态。在华北，东北沦陷区，也都有作家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超然派”，同样表现出避开“爆炸性”的政治题材，恢复日常性描写来还原现实、挖掘人物善恶的创作倾向。但这种非“为民清命”式的创作，本身仍是作家心灵并不自由的一种生存形态。
　　在以写作为基本生活方式的青年作家中，还有另一种创作心态：以对“恒常”、“哲理”的思索来超越于现实的苦难。被称作为“鬼才”的东北作家爵青就自称“是一个哲学思维的患者”，“作者一贯的创作态度是：他反对描写身边的庸俗的现实，他主张在作品中要倾注作者的哲学思想”［⑤b］。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不仅使爵青小说题材有超现实倾向，而且往往追求空玄的哲理。他的《废墟之书》（原载《艺文志》第2期）便是一部反映其作为“哲学思维的患者”特色的小说，作品通篇有与友人的通信组成，种种自白中充满着灵魂与精神、生与死、新旧废墟、孔子的东方文化与巴黎的现实沙龙等的思考、探索，作者关注的并非是现实灾难造成的废墟，这在作者看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他所要体验的是超越于现实的“人类废墟”之痛苦，所以他的小说都是“意在并无素人的味气”［①c］。这种创作心态有时也并非对现实的冷漠，而多少来自对“文学”的执着。袁犀的创作是关注着现实的，但当他后来越来越执着于“文学者存在于‘文学’里”［②c］时，他的创作视野也开始较多地转向带有整个人类共通性的一些层面，即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心理结构，尤其是人的潜在意识的思考。他的未完长篇《释迦》便是力图通过一个喜好独自沉思的冥想者悉达“参悟人生妙理”的心理历史，来表现其对于人类精神实质的思考。
　　事实上，在沦陷区这样一个心灵窒息、苦闷丛生的环境，写作越来越成为文学青年探寻生路的主要方式。对文学的虔诚构成着青年作家们的基本心态：“文学是一种生命的燃烧”（古丁语），“文学者的精神，就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里见到的，不同于市侩、买办、倡妾、奴才等等之类的对人对已的态度”（关永吉语）。……这些自叙中都有着把文学作为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状态来对待的追求。而其中，对文学的“诚实”又成为其追求成为“真正的文学者”的重要侧面：“文学者至少要诚实，文学者失去了任何的节操以后也必要诚实的。”《袁犀语》［③c］正是在这样一种群体的创作心态中，产生了一种在特殊环境中经过锤炼的现实主义，从而形成了沦陷区文学中最有其文学史意义的创作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向“五四”时期文学“回归”的现实主义。环境的严酷使大部分作家已无法用文学直接介入民族解放的政治，民族灾难的现实又无法使作家们置生灵涂炭的人生于不顾。于是，以“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多元追求作为创作基本格局的情况便形成了。而借助于“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相当多作家的创作追求，从而产生了两组整体上相当厚实的沦陷区文学形象。
　　作为最能折射出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复杂心态的文学形象是知识分子，而一批在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呈现出相当或一定光彩的沦陷区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如胡去恶（师陀《结婚》）、方鸿渐（钱钟书《围城》）、周大璋（杨绛《弄假成真》）、柳原（张爱玲《倾城之恋》）、景二爷（高深《兼差》）、林小彪（梁山丁《绿色的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着讽刺对象。不管这些形象的生活背景是否被置于沦陷国土上，形象的被嘲讽是都包含着作家对沦陷区知识分子心境的剖析的。应该承认，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很少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留下来的。所以作家对他们剖析也较少从政治角度切入，而侧重于文化认识角度的考察。异族统治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估价自身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于是，方鸿渐式的凭借西方文化的盲目冲撞，景二爷式的喘息于传统文化中的懦弱无能，林小彪式的徘徊于“乡土文化”和“洋场文化”间的犹豫，以及种种屈从于殖民文化的奴化心理等，都作为对外来和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而得到发展。“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我们想改正它还来不及，再到这个地方和日本人学习，这是一种病态上再加上病态。”这是萧红离开沦陷后的东北不久又东渡日本后在给萧军一封信中说的话，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沦陷区作家的某种典型心态：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各自“病态”的双向审视。在日本殖民者极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沦陷区环境中，中国作家塑造的这一类形象、批判、破坏的因素多，而见不到多少建设的新因素，正包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认识上的一层深层心理，也使“五四”时期对中西文化的审视得到了某种延续。
　　沦陷区文学中另一类显得较为厚实的文学人物是市民形象。张爱玲笔下众多小市民的价值已为人们认识。其他如《亭子间阿嫂》（周天籁）、《结婚十年》（苏青）、《予且短篇小说集》、《太平愿》（马骊）、《萍絮集》（萧艾）、《秋初》（关永吉）等作品集中，都有着对市民阶层敷衍、苟且、怯懦和庸人哲学的入骨描写。作家们集中刻划这类形象，是因为市民阶层的心理波动远甚于其他阶层。沦陷初期惊魂未定中的惶惑，随后各种工于心计的苟且，喘息之后对于各种生活趣味的寻求，当然也有着苦难中的呼号、沉默……这些显然能比较广阔地展现沦陷区动荡不安的心理人生。
　　在沦陷区文学中，也产生过一些自有神韵的工农劳动者的形象，这类形象的塑造，也有着向“五四”时期的“回归”。如当时的东北华北，都有一批作家明确打出“乡土文学”的旗号，着力于农民心理的开掘来进行苦难农民形象的塑造。总之，借助于“五四”文学表现人生的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沦陷区文学首先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也是在多个方向上探索的艺术，其目的显然在于增强文学在险恶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以散文为例，一部分作家着笔于侵略奴役下城乡生活场景的广泛描写，有的大胆直接描述血泪生涯，有的在喜笑怒骂中对现实进行社会批评，如洛川、王韦、鲁风、桑榆的报告文学，田贲、裴馨园、季疯、金光军等的杂感。但时势多难，环境杌陧，较多的作者是在含蓄曲折中借助于象征性意象或梦幻等抨击时弊，寄托激愤、如林榕、也丽、黄肃秋等的散文。缠绵深沉的思乡恋家情绪的抒发，成为作家寄托国家民族兴亡之感的载体。《松堂集》（南星）、《离乡集》（戈壁）、《两都赋》（纪果庵）、《风土小记》（文载道）、《驿站》（陈烟帆）、《归乡》（爵青）等和达秋（唐景阳）等创作便提供了这方面的佳作。不少作家转向抒写“自我”，以个人抒情的真实性和独特性折射出“炼狱”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在《画梦录》那种深重的孤寂、抑闷、痛苦之外，更多一些时代重压的色彩，如但娣、杨絮、尤其、姜灵菲等的散文。也有不少作家转向人情世态的体察和日常情趣的玩味，其中有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洞察，有在抚今追昔中体察世相，有在闲话家长琐事中某种不平，也有在古今“杂学”中思考现实的，如纪果庵、谭正璧、丁丁、予且、韦长明、辛嘉等的创作。絮语体随笔体的散文中，有袒露真性、玩味人生的，如苏青、张爱玲、朱tí＠③之作；有在幽默中评论人生的，如古丁、刘汉之作。而在众多的品酒论茶之作中，也不乏现实的感慨。多种特殊的生存形态，使沦陷区散文获得了某些发展。
　　这种现实主义是艺术上经过了更多锤炼的现实主义。1992年11月上海“孤岛”文学研讨会上，王元化在发言中特意强调了沦陷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越来越重视艺术上的锤炼。以小说创作而言，便是以艺术上的锤炼来求得自己的生存发展。如当时被允许存在的自然有言情一类的通俗小说，但作家如果不摆脱自身趋俗的市民意识，仍一味迎合读者的表层需要，在民族遭受灾难之时，恐怕很难再象以往那样拥有读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开始注意到市民读者审美趣味蕴含的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和心理特征并加以引导，充实通俗小说中现实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打破以往注重情节的编造为基础的传统构思，革故鼎新小说技法。当时《小说月报》、《紫罗兰》、《大众》、《中国文艺》等刊登的一些言情小说，其美感已不再完全由故事情节来激发，而侧重由充溢着生活实感的叙述本身来引导。又如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乡土小说，在以描写存在于乡野百姓中的生命情感，生命智慧、生命意志等生命形态而揭示出民族更新力所在时，颇具艺术功力。被称为“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代表作”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1943年出版日译本时，作者在《序》中说：“绿色象征青春、健壮、活泼，并含有追求成熟的喜悦，这就是小说的主题”。小说正是在多种生命形态（其中如林淑贞萎枯于金刚经中的生命情感，霍凤被奴性扭曲了的生命智慧等，都刻划得令人难忘）的强烈对比中，生动凸现了祖居于狼沟的下坎乡民们纯真的生命情感、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成熟的生命智慧。华北的毕基初则借“绿林传奇”来张扬起民族正气。他的《盔甲山》、《第25支队》等将清纯，雄旷的自然环境同古老的青龙剑、酒旗等人文之物交织在一起，重笔渲染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深入开掘“替祖宗洗羞”的人物心理，在一个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身上写出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在当时实在是意味深长的。至于师陀、唐tāo＠④、闻国新等此时的小说创作，比起他们的旧作来，艺术上的锤炼更显其深沉了。

7. 现代文学是如何发展的？

现代时期的西方文学，现代主义逐步取代批判现实主义，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流。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现代主义文学呈现出流派林立的局面。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反映了现代西方人心灵的迷惘和痛苦，反映了西方精神生活的危机，并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但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时，散布了虚无、悲观等消极思想。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社会主义文学诞生，创造了许多反映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实的优秀作品。随着苏联政治局势的变化，苏联文学创作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变化，使苏联文坛出现了活跃而又混乱的局面。


现代时期，亚非拉的文学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兴起，以表现民族历史为主要题材的亚、非、拉美文学蓬勃发展。


西方文学现代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虽然受到现代主义的挑战，但仍有一大批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英国剧作家萧伯纳（1856—1950年）在其代表作《苹果车》中，以英国议会制度为攻击对象，以内阁会议为主要情节，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年）的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描写了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作曲家为美好理想与消极势力不懈斗争的一生，是一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被称为20世纪第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其后期作品则以呼吁和平，反对战争为主要内容。美国作家德莱塞（187l—1945年）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通过描写一位牧师的儿子腐化堕落成杀人犯而被处死的过程。揭露了悲剧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制度。


由于现代主义的流行，有些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方法上较多地采用了现代主义的手法。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美国作家海明威（1899—1961年）。


海明威的作品以表现暴力世界中的孤独个人摆脱战争给心灵带来的创伤为主要内容，以“精擅现代化的叙述艺术”，在世界文坛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的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是战后美国“迷惘一代”的代表作品。代表作《老人与海》，寓含了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即人生就是斗争，要敢于面对失败而奋斗。


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一场文学运动兴起于19世纪晚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繁盛时期，取代批判现实主义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流。


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垄断时代的产物，一方面，商品化社会高度发展，人们感受到畸型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压迫。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经济恐慌，冷战及核恐怖，给人们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使人们对传统的价值、理想、道德无不产生怀疑，这是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在这个过程中，悲观主义浪潮席卷欧洲，非理性主义思潮有广阔的市场，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成为西方社会的精神支柱，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占据了社会心理学的主流，这是现代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


现代主义既不同于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又不同于现实主义忠于客观世界的描绘，它的主要特征是主观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通过想象表现心理的真实。在艺术手法上，它一反传统的手法，致力于探索新奇别致的形式、技巧和表现手法。


现代主义文学是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学的总称，包括许多流派。在20世纪上半期影响较大的有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意识流小说等。


象征主义文学是西方现代文学中出现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分支。它最先流行于19世纪后期的法国，后波及欧美各国，在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盛极一时，被称为后期象征主义。后期象征主义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主张以象征、暗示、自由联想等手法表达人生隐蔽的思想感情和抽象的人生哲理，反对直抒胸臆。英国诗人艾略特（1888—1965年）是后期象征主义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他的代表作《荒原》，至今仍被认为是20世纪欧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


表现主义文学盛行于对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以德国、奥地利和美国为中心，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些作家在个人和社会、和平与暴力、现实与未来等矛盾交织的苦闷中，希图通过文学上的标新立异，以求得解脱的产物。他们主张文学应表现人的主观感受和复杂的精神世界。其杰出代表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1883—1924年），他在小说《变形记》中，通过荒诞、形象变幻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资本主义人性的异化。


意识流小说是在现代心理学，特别是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二十年代，它首先发端于爱尔兰、英国和法国，随后风行于欧美。该流派主张在小说创作上要深入到人的意识之中，探寻潜意识的奥秘，并以内心独自、自由联想等手段显示意识流动的轨迹。这种致力于表现人的意识流程的写作方法开创了现代小说的新纪元。爱尔兰作家乔伊斯（1882—1941年）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被称为意识流小说的典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政治生活动荡不安，它与战争的创伤一起猛烈地冲击着文学家。在存在主义“人应该自己创造自己的存在”哲学魁力的影响下，现代主义文学中又出现了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文学、和“黑色幽默”等新流派。


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20世纪三十年代末首先在法国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盛行于欧洲各国，影响遍及全世界。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在于把文学作为哲学的展示和思想的号召，主张文学干预或介入生活；从艺术特征上看，存在主义力图处处阐述存在主义哲学，打破传统手法，不突出设计人物性格，将人物性格在哲理辩论中展开，并有许多隐喻、寓意等自然主义笔法。存在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是具有哲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萨特，主将有法国加缪（1913—1960年）等作家，其代表作分别是《恶心》和《局外人》。


荒诞派文学是二战后兴起于法国的一个文学流派，主要作品是舞台剧。该流派的思想特征与存在主义有直接的关系，认为人生是荒诞的，现实世界是令人恶心的；其艺术特征是情节荒诞或支离破碎，人物形象荒诞，语言语无伦次。荒诞派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剧作家尤奈斯库和贝克特，尤奈斯库的成名作《秃头歌女》是荒诞派戏剧的第一部作品，贝克特的代表作《等待戈多》是荒诞派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作。


《等待戈多》是一出含义深刻的哲学剧，它从不同的层面上突出了西方人的幻灭感，突出了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两个孤独的流浪汉日复一日地等待戈多，但戈多是谁，为什么要等他，剧中均未作交代。这出戏的寓意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发生。但由于戏剧的中心是等待，以此人们可以领悟出其背后的深刻而又积极的思想，即在绝望中也应当怀有希望。


“黑色幽默”是20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黑色幽默”就是把严肃的哲理与病态的玩笑混为一谈，以达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一文学流派起源于美国，有它历史的、民族的和社会的原因。美国最初的移民在争取生存斗争时，常以一种幽默感面对严酷的现实，以取得心理平衡；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经历了经济复苏，也遭到了可怕的经济危机，人们感觉到个人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无奈，最终形成了这种病态的幽默。“黑色幽默”作家在艺术手法上多采用寓言式的夸张和哈哈镜式的描述，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小说家约瑟夫·海勒，其代表作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第二十二条军规》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驻地中海某岛的一支空军中队的黑暗内幕。主人公尤索林由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缘故，由一个正直勇敢的军人变成了厌战者和逃兵。这条军规实际上是驱使士兵为长官的升迁而卖命的绝妙圈套，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西方，“第二十二条军规”已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或“无法摆脱的困难”的代名词。


苏联文学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高尔基（1868——1936年）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母亲》中，塑造出了一位英雄母亲的形象，描写了她的儿子怎样从无知走向觉醒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的历程，指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走向解放的必由之路。


十月革命胜利后，一大批优秀作家深人生活，创造了许多反映苏联社会巨大变化的优秀作品。阿·托尔斯泰（1882—1945年）创作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以十月革命前夕、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历史演变为背景，叙述了一批知识分子历经曲折、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年）根据自身经历所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描写一个普通工人子弟保尔·柯察金成长为英雄的过程。著名作家肖洛霍夫（1905—1984年）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描写了1912—1922年间顿河哥萨克在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从一个方面描绘了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变化。这部小说被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上述这些作品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力求对现实事件作出历史的、全面的描写，对新生事物满腔热忱，运用“在不使人脱离现实的条件下，把他提到现实以上”的手法塑造正面的英雄形象，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风采，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块新的丰碑。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时期，苏联文学界提出了“写真实”、“积极干预生活”等口号，1954年作家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在《旗》杂志上发表，首先突破了描写工农业成就，歌颂英雄人物的固有模式，把爱情和个人幸福问题作为主题，引起很大反响，引出一批文学作品，形成一股文学思潮。西方把这一时期苏联的文学称为“解冻文学”。


在这一时期，苏联的文坛既活跃，又相当混乱。一方面，出现了一些真实反映现实和历史，展示普通人日常生活和命运而获得好评的作品，如奥维奇特金的农村工作特写集《区里的日常生活》、肖洛霍夫的卫国战争题材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等。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片面反映、甚至丑化历史和现实而引起争论或遭到批评的作品，如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开头是个“憧憬革命”的“高尚青年”，但十月革命后他又哀叹“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遭到了破坏和毁灭”。该书在国内未能出版，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西方国家竞相印行，利用它来攻击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作者还被授予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对此反应强烈，作家协会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只是在他作了检讨并拒绝前去领奖后才恢复他的会籍。


1964年秋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在文艺界加强了对写作方向的控制，提出了“反对两个极端”和“写正面人物”的方针，在文艺理论方面，提倡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其影响是使文学创作在内容上较前严肃深刻，在形式和风格上更为丰富多彩。


从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在苏联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批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同时还出现了以探讨道德理想为题材的作品，也有揭露讽刺现实生活中的弊端、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作品。但是，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揭露这一时期停滞生活的作品是不准发表的。


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化”和“新思维”的推行，文艺作品审查制度被打破，一些过去被禁止出版的作品大量发表，揭露和批判性的文学成为时髦，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对苏联社会动荡和联盟解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亚、非、拉美文学现代时期，亚非拉美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亚非拉美的文学也随之崛起。许多民族主义作家以爱国主义和反对殖民压迫为主题，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创造出许多颇具影响的作品。


20世纪初以来，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亚洲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民族主义文学家和作品。印度作家泰戈尔（1861一1941年），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都有丰富创作。他的作品谴责殖民统治的专横，抨击封建主的残暴，充满爱国主义精神，为印度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戈拉》和诗集《吉檀迦利》。普列姆昌德是印度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戈丹》被誉为印度农村的一部史诗。


朝鲜著名作家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图们江》，勾画了朝鲜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图景，反映了从爱国义兵运动到抗日胜利的朝鲜近现代历史。著名诗人越基天创作了以揭露美国侵略为内容《我的高地》、《朝鲜在战斗》等诗篇。


非洲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有埃及的马哈福兹和南非的女作家戈迪默。马哈福兹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两宫之间》，以开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家三代在1917—1944年间的变化为主线，反映了埃及社会的变迁。小说寓意深刻，结构精巧，是现代阿拉伯文学的名著。戈迪默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描写了南非种族隔离社会中人们变得相互陌生的社会现实。


拉美文学的主流是“魔幻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出现于20世纪六十年代，它属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流派。该流派的作者大都以神奇和魔幻的手法反映现实，把神奇古怪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魔幻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是哥伦比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在代表作《百年孤独》中，遵循了“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创作原则，吸收了前人表现人的本能、潜意识的特点，独创性地运用了象征、夸张、魔幻、影射等技巧，形成了虚实结合、真假混杂的创作手法，在拉美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拉美出现绝非偶然。它既和欧洲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等文学思潮的影响有关，又与拉美地区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密切联系。拉美许多国家严重缺乏言论自由，作家不得不借用虚构、比喻和象征性的寓意来表现和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从而形成了“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现实主义”。

8. 汉语言文学的课程之间有什么共同性？ 例如文学史、写作、现代汉语等之间有什么共同的联系。

通过学习文学史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积累，写作时思想底蕴会更浓厚，而现代汉语的学习又可以帮助在遣词造句方面更加精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