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商的闽商历史

1. 闽商的闽商历史

历史上很早就有闽商的提法，它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与晋商、徽商、粤商齐名。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庄国土说，相对于民风较为保守的北方和内地，闽商更具开放和向外开拓意识。传统文化注重的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在福建几乎没什么影响力。闽商闯荡全球的历史显现出典型的海洋文化特征，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商”。第一代闽商离乡背井、出洋谋生其实与福建土地贫瘠、地少人多有关。至少在宋元时期，福州莆田闽东南等沿海一带男儿就视出洋为正途。宋元时期，享誉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由福建商人开创的﹔明清之际，郑氏海商集团又建立起纵横东亚、东南亚的海上商业王国。如今，在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侨华人中，闽籍人士达1000多万，分布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闽商成为国际商界的劲旅，誉为海外三大商帮之一。历经千年的演变，如果说第一代闽商是为生计而远走他乡，现代的闽商则是为了发展而向外扩张，“开放、拓展”等意识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成为闽商文化特有的禀赋。不喜存款爱创业冒险福建沿海一带有“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等说法。在经商传统的影响下，“办企业当老板”成为福建人的价值取向之一。一直以来对闽商群体颇为关注的《闽南儿女》主编庄永章告诉笔者，崇尚“三分本事七分胆”的福建人不喜欢存款而喜欢创业，他们认为创业过程是一种最大的满足。他们充满冒险精神，崇尚外出“掘金”，一旦认准目标就不放弃，“赚一块钱再借一块钱”投进去，依靠自己的拼搏精神取得成功。福建民间资本在国内的投资扩张速度加快。据不完全统计，在省外投资兴业的福建人超过400万。有人这样形容闽商在北京的影响：在北京，十块瓷砖中有九块是闽清人卖出的，闽商中的“泉州军团”已有80多万人外出经商办企业，在外企业年销售总额已达3000亿元，相当于在外再造了一个泉州市场。莆田在外经商办厂的已达50多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莆仙军团”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的木材市场。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冲绳是闽商的天下，历史可从明太祖遣福州36姓入琉球说起，这里很多风俗习惯和福建完全一致，农作物种类及部分方言也和福州的别无两样。仅福建福清一县，2004年就从日本汇回3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地下的。闽商在美国一直稳步发展，现在仅当地就有30万福建人在从事餐饮、贸易和实体企业，5家闽商企业已经跻身华人在美企业前10名。长乐基本上主控了纽约的餐饮。美国西递银行已经在福州增设了网点，主要就是看上了闽商的外汇业务。在纽约，福州话的使用甚至超过普通话，可以说是懂福州话便可在美国华人街生活。回馈桑梓扶持同乡闽商虽然奔走各地，但恋祖爱乡的心情始终像风筝线一样牵扯着他们，取得成就后回馈桑梓成了他们普遍的做法。近代，以陈嘉庚为代表的闽籍侨商倾家捐钱捐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除了回馈桑梓外，扶持同乡也成为闽商的典型特征。庄永章说，走出福建的闽商在外地格外注重相互帮扶，发达了的商人会把自己的同乡带出去，不仅教他们经商之道，还出钱资助他们。据考证，福建人组织海外商会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2. 闽商的发源地

 福州，简称榕，是福建省省会，居亚太经济圈中国东南黄金海岸，东临东海，与台湾一水相望，两地最近处仅68海里。她依山面海，地势由西向东南倾斜，海岸线曲折，岛屿众多，闽江横贯其中。福州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的商贸城市，又是沿海开放港口城市。福州是著名侨乡，早在汉代就有人移居菲律宾，此后历代都有福州人到海外谋生创业，至今已有250多万侨胞分布在世界各地，归侨、侨眷和港澳眷属近百万人，在台湾地区有60多万福州乡亲。福州华侨飘洋过海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最早的可追溯到汉代。《后汉书》中云：“旧交趾七郡贡献，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险阻，沉溺相系。”东冶，即福州当时的称谓，可见汉时福州与越南已有航运往来。历史上，福州华侨出国较早较有影响的有过两次：一次是明代跟随郑和七下西洋的福州一代水手，郑和船队先后到过“西洋”30余国，为众多的福州华侨远涉重洋到海外谋生开辟了航途。另一次是清代末年，近代福州著名乡贤黄乃裳率众到马来西亚沙劳越开埠“新福州”。翻开福州华侨出洋史，声声泪、字字血，特别是清代末年，帝国主义为榨取中国廉价劳动力而掠卖华工，把中国人当“猪仔”卖。一代又一代的华侨在海外努力拼搏、奋斗，终于有了辉煌如由福建晋江潘湖徙印尼中爪哇先居南旺后徙古突士金湖的针记创始人黄维源成为印尼商界巨贾2014年净资产142亿美元。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有了祖国母亲作坚强的后盾，再也不是受人欺侮的海外孤儿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海外华侨昂首挺胸，更加努力创业。改革开放后，福州又迎来了出国热，出国潮造就了新一代华侨的形成。在新一轮出国潮中，从福清、长乐、连江、闽清、平潭、闽侯等地出去的居多，新一代华侨除了前往上述国家和地区外，还把足迹拓宽到匈牙利、罗马尼亚、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在那里扎根、发展，事业有成。这批移民潮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因为福州当地资源配置紧缺，出国谋生在当时环境里是比较好的选择，国内外汇率差大，到外国可以赚到更多的侨汇，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东南亚排华案对内地政府的不满而移民，福清县家家户户都有海外关系。 惠安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地处台湾海峡两岸经济繁荣带的中心位置，隔海峡与台湾相望，惠安属泉州管辖，为国务院批准的闽南金三角对外开放县，素有“建筑之乡”、“石雕之乡”、“渔业强县”称誉。1984年被辟为对台贸易开放点，1985年被国务院列为闽南金三角开放县。惠安县是中国福建省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惠安人民用中央赋予的优惠政策，借助巨大的侨胞资源，大力弘扬“勤奋刻苦、务实求真、团结拼搏、创新争先”精神，解放思想，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则快，奋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投资环境日臻完善，对外经贸不断拓展，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随着海峡两岸试点直航的实现和“大泉州”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斗尾港大型船舶修造、大竹岛旅游观光、外走马埭围垦等一批国家级和省级重点项目的即将投建，作为享有沿海开放地区和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诸多优惠政策的惠安，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对外开放最活跃、最有吸引力的地区和投资中心之一。 晋江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晋江下游南岸，倚山临海，东北临泉州湾，东接石狮市，东南濒临台湾海峡，与台湾省隔海相望，西及西北与南安市接壤，比与泉州市区毗连，土地面积649.32平方公里，她枕山面海，山川秀丽，自然条件优越。晋江市是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对外交通贸易盛极一时，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有“泉南佛国”、“海滨邹鲁”之誉，境内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晋江是全国著名侨乡，祖籍晋江的华侨、华人有200多万，遍布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祖籍福建晋江潘湖徙印尼中爪哇古都斯金湖针记集团黄惠祥黄惠忠兄弟，同时与台湾有深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如清雍正台湾知府黄立本留居淡水艋岬，是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之。改革开放以来，晋江从当地实际出发，发挥侨台优势，走出一条以市场为主，以外向型为主，以股份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具有晋江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1997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182亿元，工农业总产值323亿元，农民纯收入5257元。旅游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旅游环境日趋优化，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已经形成，现代通讯技术先进。福建南靖土楼风光 南靖，古称兰水县，南者即地处福建之南，靖者取安靖之义，已有600多年历史。地理优越，物华天宝，东临漳州，西连龙岩，毗邻广东，境内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素有“树海”、“竹洋”之称，是闽东南的一片绿洲。南靖县是福建省著名侨乡之一，南靖人出洋始于明嘉靖年间，已有420多年历史。据1990年调查统计，全县华侨、华裔24653人，分布世界五大洲，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各国，其中以缅甸、印尼、泰国、新加坡等国家人数尤多，归侨和侨眷共15333人。南靖华侨、华裔在侨居国历尽艰辛，他们和侨居国人民和睦相处，为侨居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南靖县也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南靖人移居台湾始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明清时期，南靖至少有53个姓氏大批人口移居台湾，台湾有100余万人是南靖移民的后裔，南靖移民在台湾分布广泛。1978年以来，由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台湾同胞到南靖寻根拜祖的渐多，两地宗亲之间往来日渐密切。南靖是投资兴业的黄金宝地，全国电子行业一颗耀眼的明星“万利达”就是在这里崛起。她以其交通便捷，通讯发达，电力丰富，政策优惠，服务配套，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新一轮创业中，南靖人民紧紧围绕“加强农业，搞活国有企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战略，不断开拓进取，奋发图强，努力把南靖建成闽东南经济强县。 南安地处闽南金三角中心，与台湾、金门隔海相望，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乡。南安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三国东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建县，名“东安县”，后曾改用晋安，梁安等，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始称南安县。她历史上曾一度是闽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境内丰州金鸡古港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安是中国著名侨乡，有海外侨亲及台港澳同胞350多万人因，与台湾仅一水之隔，早在宋代便有乡民赴台垦荒，郑成功“开辟荆榛逐荷夷”，带领更多人到台湾扎根、开发繁衍，因此南安成了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台湾的南安籍乡亲现有150多万。改革开放以来，南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利用巨大的侨台优势，认真制定并组织实施“蟠龙起舞，两翼展翅，中部开花，推进三角，带动山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三分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格局，各种优势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93年以来经济发展连续位居全省“十佳”、“十强”前列，并跻身全国“百强县(市)”行列。 莆田旧称兴化、兴安，置县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自古是闽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辖莆田、仙游两县和城厢、涵江两区。她地处福建沿海中部，整个地势背山面海，西北部山峦叠嶂，中部丘陵起伏，东南平原广阔，著名的兴化平原与逶迤的木兰溪、延寿溪、秋芦溪构成了江南乡秀色。莆田因盛产荔枝而别称“荔城” ，被郭沫若先生赞称“荔城无处不荔枝”。莆田，独操乡音于一方，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未被融化，反而在人多地少、资源相对贫脊的狭小地域中顽强地繁衍发展。莆田人民凭借自己勤劳智慧和特别能吃苦的品格，形成了两个遐迩闻名的群体，一个是“家贫子读书”的莆仕群体，另一个就是“无兴不成镇”的莆商群体。福建莆田是全国著名的侨乡之一，以第20世纪100年内移民外地的人数统计，有旅居在外的侨胞100万人，港澳台同胞40多万人，归侨、侨眷30万人。其中涌现出一大批业界精英；在国内其他省市的乡亲也是人才济济，资本雄厚。全市现有各类专业科技人员3万多名，更有近万名莆仙籍专家学者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两院”院士15名。截止2004年底，莆商在地产业、木材业、建材业、民营医院、医疗器械、民营加油站、首饰加工业、古典家具、手机通讯、餐饮娱乐等每年为外地创造产值2000多亿元。据悉，莆田在京经商人员达20万人，注册企业1万多家，其中规模以上的企业3000多家，年创产值4000多亿元，涉及地产、木材、钢材、家俱、陶瓷、医疗、石油、建材市场、珠宝首饰、建筑装饰、手机通讯、餐饮娱乐等20多个行业。开办的建材、钢材、木材等大中小型市场达100多个，在北京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在70%以上，其中木材约95%，建立的大小医院几十家，手机连锁专卖店、珠宝店一百多家。在陕投资经商的莆田籍商人大约有两万多人，注册企业200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的企业1000余家，年销售额上亿的企业近百家，年创产值近千亿元，涉及房地产开发、商业地产、物业管理、钢铁生产等20多个行业。伴随着湄洲湾港口大开发的持续展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莆籍乡亲纷纷回乡投资创业，热情高涨。根据统计显示，已有1258个莆籍乡亲回乡投资项目，总投资额近2000亿元。 泉州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介于上海和湛江两大港口之间的海岸线中段，东北与莆田市、福州市交界,北部和西北部与三明市、龙岩地区接壤,西南面与漳州市、厦门市毗邻,东南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省遥遥相望。唐宋元时代，泉州的海外交通发达，那时已有泉州人侨居东南亚、日本和高丽。明末清初，泉属各县人民纷纷出洋谋生，出现“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的局面。鸦片战争前后，欧洲殖民者“开拓”东南亚，掠夺资源，急需大量劳动力，因而开始进行掠卖华工的罪恶活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辟为通商港埠，成为华工出洋的口岸，从厦门贩运出国的华工，被鄙称为“猪仔”。殖民者雇用流民充当“猪仔头”，在泉州、漳州拐骗绑架贫民，殖民者的种种暴行，使华工们压抑在心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地喷发出来。他们不畏强暴，揭竿而起，同殖民者进行生死的搏斗。近代泉州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国家动乱，天灾人祸，无以为计，仍然通过各种途径出洋谋生。2014年初步统计旅居海外的泉州籍华侨、华人有600多万人，分布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日本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0%居住在东南亚各国。旅居东南亚的泉籍华侨，勇敢朴实，吃苦耐劳，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开发东南亚，促进了东南亚经济文化的发展。泉籍华侨热爱祖国，关心家乡，慷慨解囊创办家乡的文教公益慈善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的热情进一步高涨。1985年至1994年，向家乡捐赠总额达19.4亿元，涉及教育、文化、卫生、工农业及其他公益福利事业。 厦门位于中国福建省的东南部，东面、北面与泉州市的南安县、安溪县接壤，西面、西南面与漳州的长泰县、龙海县相连，南面隔海峡与台湾省相望，而东南面距大小金门岛只有数千米之遥。厦门由厦门岛、鼓浪屿及内陆九龙江北岸的沿海部分和同安县组成，是一个海港、风景城市。厦门是著名的侨乡，在海外的厦门(同安)籍华侨、华人有82万多人，在厦门市的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有52万多人。厦门与台湾有着十分密切的地缘、血缘、神缘关系，语言相通、习俗相同，据统计在台湾的厦门(同安)籍人在300万人以上。陈嘉庚先生是厦门同安最著名的华侨，他秉承“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之理念，一生中倾资办学，在厦门创办了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等学校，成为捐资办学的楷模，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厦门侨乡有着独特的历史因素，抓住了独特的历史机遇，正在建设现代化国际海港风景城市，成为福建省甚至是全国经济建设和文明建设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她向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充分展示了侨乡的魅力。

3. 闽商的闽商探源

传统文化注重的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在八闽几乎没什么影响力。他们唯利是趋，与台湾人一样，“舍祖宗之丘墓，族党之团圆，隔重洋之渡险，处于天尽海飞之地”。至少在宋元时期，八闽男儿就视出洋为正途。明清时期，闽人移民海外络绎于途。据福建省统计，漳泉二地有海外移民540万人，相当于本地人口55%。如以泉郡计，则其海外移民相当于本地人口的80%。闽人海外移民为求生存和发展，需有主动适应异地环境的心态和能力，培养兼容和开放的精神。明代后期以来的海外移民活动更为闽南文化注入异域文化的活力。尤其是近代以来，闽人大规模向东南亚地区移民。这些移民绝大多数居住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直接参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有的人还进入当地主流社会。闽中沿海地区向海外移民众多，其数量超过本地居民，且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西方文化较早经过福建海外商民进入福建地区。闽商不仅生活习俗深受海外影响，其语言文化与价值观念也与中原地区发生微妙区别。如老一辈所说的“拐杖”（Dongkai）、针车（Magin）、肥皂（Sammuen）等词汇，均来自西文stick、Machine、Soap。外来词汇对福建的影响力就如现今粤港词汇对全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方市场意识对福建地区的渗透。西方的格言“生意场上无父子”，在侨乡广为流传，这是对儒家传统学说典型的否定，但这不表示福建人抛弃了儒家传统，反之福建族群是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如股份公司）早在本世纪初就已流行于福建。福建第一批现代企业及最早的市政建设，都出自于华侨之手，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工厂内迁内地，国共内战后国民政府战败迁台，许多福建工厂为解放军接收且没能再迁回福建，就连马尾船政的海洋学校也迁到山东。而后福建长期作为对台前线，兼之本身地理条件限制故国家对福建的基础设施固定投资一直是全国倒数第一，这个情况于台海情况好转后，国务院批准支持福建省发展文书正式下发后才逐渐加大力度，推进了闽商建设家乡的力度。福建的乡土文化习俗，有着浓郁的西洋特色。其生意活动，更贯穿了“经济关系高于一切关系（包括亲属关系）”的西方市场经济原则。这种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是闽商务实精神与蔑视正统的体现。

4. 闽商的闽商精神

在福建，歌曲“爱拼才会赢”几乎家喻户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歌正是闽商“爱拼敢赢”的性格写照。翻开历史的篇章，当我们探寻闽商足迹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善观时变、顺势而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爽义气﹔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闽商精神。

5. 福建的闽商文化有哪些

1.爱拼才会赢、铤而走险:冒险精神
拥有并超越"爱拼才会赢",闽商才真的会赢。 在新崛起的闽商中,那些更富于真正商业智慧的人,已表现出新的心态和新的性格、开始表现中远大的战略眼光。
2.独立性,不盲目排外,表现出海洋文化特有的对异质文化的兼容性。
3.兼容性:海洋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织
一是福建文化在源流上是多元性的,在现状布局上则呈碎状割据的状态。二是福建文化生态在态势上呈既开放又封闭的状态,这种状态折射为陆地农业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二者并存且相互交融。三是与此相对应,海洋商业文化则往往以动态和开放为特征。

6. 闽商的文化背景

边缘形态是闽商的文化背景——当代闽商文化的思考之一。离开美丽的家园，带着自己的文化向着理想的未来，去叩响成功的大门。福建是块美丽而不富饶的土地。也就因为不富饶而美丽，形成福建人的独特文化性格。轻轻翻开中国的历史，不难看到中国历代政治中心都远离福建，历代的政治动荡都没能对福建产生直接的、快速的影响。当福建人有些不名则已、一鸣惊人的感觉。历史上，与福建有关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无不突显出这一特有的文化内涵。朱熹、林则徐、严复、萨镇冰、林觉民、林祥谦以及马江海战等，都证明福建人的个性特征。所说的不富饶，自然是指人多地少、土地贫瘠的现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福建人善于挖掘出最大的价值，来发挥其养育自己的作用。边缘化决定了闽文化的形成地理位置决定了福建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乃至文化地位。这一切决定了闽文化的形成，也就是今天所谈的闽商文化。历史上，作为中国边缘省份，福建在中国的经济也因此被边缘化。福建人的历史只有靠福建人自己的勤劳来创造，即便历史上的中央政府对福建的资助也无法让福建人达到其基本的生存要求。局部富饶的福建人也很难承担起全省人民的生活重任。到了新中国成立，福建的地位依然是边缘地位，因为福建是前线。自然，人类的经济文明绝不会依托在一个即将发生战火的地方。正是因为海峡两岸的关系问题，福建继续被忘却，发展步伐也由此再度缓慢，再度成为中国大陆的边缘经济省。但此时的福建人，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让自己成为自己认为的历史责任人。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他们自发地进行长时间的拼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解决自己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于是，福州人管着三把刀，莆田人做着首饰加工，泉州人做买卖。他们依靠自己的手工艺来维系生存。这些标志着福建农耕时代的商业意识在福建历史上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即便是在动荡的年代里，这些手工业者也冒着种种危险，穿梭着福建各大城市中，像是闽商的一声低嚎。许多人心中依然回荡着小巷里叫卖声。即便是中国经济最闭塞的年代，福建人还是敢于走出自己的家门，求得一线的生存机会。这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群体正是我们闽商的文化之本。历史已经过去，但这些历史告诉我们，农业经济地区自然产生的生存方式不自觉地为今天的闽商奠定了文化基础。在此之前，闽商的前人用自己的生命开创了闽商闯世界的先河，更无畏于冲出“山”门。传统是文化的主要组成，不容易消失的，它可能短暂离开，却还会依附在人们观念的血液中，一旦有机会就有可能重新回到生活里。福建人传统观念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敢于背井离乡。这来自于传统文化中的自爱，福建人对自己的尊严视为生命，他们怕的是失去自己的面子，仿佛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在福建人的俗语中，有句话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人连自己的面子都不要了，你还能跟他说些什么？没什么好说的。”这对闽商敢于选择自己命运、勇于拼搏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所接触的两百名闽商中，他们无一不说到境外生活的艰辛，无一不暗自流泪，但无一不擦干泪水迎接自己的未来，直至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今天的闽商，其观念的形成离不开他们生活过的土地和人文，离不开整个中华文化。这是他们生存的精神土壤。这块土壤潜移默化地告诉这些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生活的路只有靠自己去走出来，在走的过程中，要继承先人的性格，要学会坚信与坚强。离开美丽的家园，带着自己的文化向着理想的未来。他们的理想在当时非常的简单，为了生活得比家乡更好。他们中绝大部分的人没有想成为富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闽商。他们开始用自己的青春询问世界，用自己的生命去叩响成功的大门。